易中天中华史：隋唐定局 第11节（第2 / 4页）

坊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很强。它们都有围墙和坊门，大坊四个，小坊两个，由坊正负责，清晨开门傍晚关闭。各坊之间的南北距离均在40米左右，坊内则有街道和小巷通往各家各户。规模如此之大的坊居然星罗棋布于长安城，是很让人惊讶的。但考虑到当时全城总面积大到84平方公里，是现存西安老城的九倍，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拥挤。[24]

这可真是“百千家似围棋局，十二街如种菜畦”。[25]

洛阳城的格局大同小异，也是许多方格子的集合体，只不过宫城和皇城偏于西北一角，街道和坊也不如长安多。两相比较，长安显然更像帝都。

如此规划，用心何在？

但，文明的中心却在长安。

国际化都市

唐代长安是世界的首都。

同样配得上这一称号的，大约只有古代的罗马城。然而长安却不像西欧许多城市那样以公共广场为中心，放射状地铺开道路。总面积七倍于罗马城的长安是方方正正的。这座由鲜卑族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规划设计，后来经唐人不断修建扩充的城市，典型地表现着中华帝都的气派和威严。

那就让我们走进长安。

不能因此就得出帝国保守封闭的结论。相反，对外开放是隋唐两代的基本国策，而且在炀帝时代就已经确定。事实上正是由于受到隋炀帝的鼓励，才有了日本大使小野妹子的二次访华。这一次，他带来了留学生和学问僧各四名，用汉字书写的国书开场白则是：东天皇敬白西皇帝。

据说，这是日本国首次以天皇名义向中国致书。[19]

对此，中国史书不置一词，后来两国的交往好像也没有了下文。然而日本人的热情却有增无减。贞观四年（630）八月，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四五个月后，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，并且在长安住了整整两年。[20]

此后的遣唐使便络绎不绝，终有唐一代共十九次。人数最多的是在唐文宗太和八年（834），六百五十一人；次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（732）和开元四年（716），分别为五百九十四人和五百五十七人。他们多数踏上了中华大地，但也有人中途遇难或客死他乡，再也不能回到亲爱的祖国。[21]

这么多日本人不畏艰险奔赴大唐，究竟为了什么？

长安城北面的正中是属于皇家的宫城，其中包括皇帝的太极宫、太子的东宫、宫女的掖庭宫，以及相当于宫廷办公厅的内侍省。宫城之南是皇城，有太庙和社稷坛，以及中央政府各高级衙署，比如中书省、门下省和尚书省。

这是帝国的政治中心。

构成帝国政治中心的宫城和皇城面积差不太多，东西两侧对齐，都是规整的长方形。皇城北面没有墙，两城以一条宽三百步的横街相隔，街北是宫城的南门承天门。每逢重大节日，朝廷便会在这里举行盛典，接见外国使团和少数民族豪酋也在此处，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。

从宫城的南门承天门出发，中经皇城南门朱雀门，再到长安南门明德门，是一条笔直的大道，叫朱雀大街，也叫作天街。天街宽150米，两边设有人行道和排水沟，还栽种着整齐漂亮的柳树。以此为中轴线，长安城表现出东西对称的格局，东边万年县，西边长安县，都属于京兆府。

天街两边各有五条南北走向的道路，与十四条东西走向的街道纵横交错，将宫城和皇城以外的城区分隔为一百一十一个格子。除东市和西市外，其余的方格子都是居民区，东边五十四个，西边五十五个，叫作坊。

学习和交流。

事实上，遣唐使团人数众多，就因为随团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。他们有的学成回国，为日本文明作出贡献，比如创造了片假名的吉备真备；有的留在中国，为中日友好牵线搭桥，比如担任过大唐回聘日本使节的阿倍仲麻吕；更有高僧回国开宗立派，比如前面说过的空海和最澄。

在这里，宗教显示了极大的存在感。尤其是佛教，更为日本人所热衷。小野妹子就明确表示，他们此行就因为听闻中华“菩萨天子”重兴佛法，才郑重其事地前来学习。[22]

其实，兴盛于唐代的外来宗教又岂止佛家，至少还有祆教（祆读如掀，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，又名拜火教）、景教（Nestorian Church，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）和摩尼教，甚至还有伊斯兰教。他们在唐都和一线城市都建有寺庙并招募信徒，大唐政府则不但给予保护，还授予其教长以官职，或享受同等级别官员待遇。[23]

显然，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开放。隋唐的世界性文明，也可以说是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。